Author Archives : brent sun


通过双手起茧了解高尔夫握杆力度方法的准确度

这是个好方法,我看到后是非常地认同。 ————————————————————————————————————————- 经常练球的人手都会起茧,这是必然的,但是,起的是不是地方却决定于握杆是否正确。反过来说,看自己双手起茧的情况也能知道握杆正确与否。现在,就让我们来检查一下自己的双手吧,因为握杆是高尔夫最为基本的问题。   先看左手,即使你带了手套,左手仍然会起茧,因为握杆主要依靠左手,即握杆的力量基本是由左手控制的。左手正确握杆主要是靠后三个手指(中指、无名指、小指)用力,所以,这三个手指的根部,即与手掌相连的地方起茧是应该的;食指是像扣扳机的动作扣在球杆上,而拇指则顺势靠在杆柄上部,指向杆头(商标处),这两者都不应该使用太多的压力。如果食指根部和拇指前端肉垫起茧的话,那么说明握杆太紧了,而且,这还会出现右曲球或者导致距离的丧失。   但是,如果你使用的是瓦尔顿握杆法或者重叠式握杆法,食指外侧两个指节之间可能起茧。这个部位是右手无名指与其相贴的地方,挥杆过程中,两者之间的摩擦会导致这里的肌皮变硬,这个是正常的。   再看右手,右手用的力气较小,而且握杆时是中空的,所以起茧的地方比较少,因为只有两个手指——中指和无名指在用力,而其它手指都只是顺势地依靠在它们正确的位置。因为我们是用手指来握杆的,所以右手手掌只是顺势地包住左手拇指,因此无名指和中指的内侧,即接触球杆的地方起茧是正常的,而无名指外侧,与左手食指相贴的地方也会起茧。如果采用重叠式握法,那小指不应该有任何的损伤,如果打球后会发麻,说明握杆太紧了。   对于右手,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拇指和食指起茧。如果你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么你的右手食指和和拇指是主动用力握杆的。拇指和食指不应该使力,如果你这样做了,右臂和右肩的肌肉就会变硬,导致由外向内的挥杆路径和右曲球或者向下拉打。


(转载)手机5年后就会消失,移动互联网创业将成为日落之举

觉得有道理,特此转发。 ************************************************************************************************************* 乐搏资本(LeBoxCapital)创始人杨宁的办公室里,摆着一艘他从美国买来的“千年隼号”的模型,这是《星球大战》里出现次数最频繁、全球最著名的宇宙飞船。   杨宁说,这并不是一艘虚构的宇宙飞船,他相信,总有一天人类会制造出来,一旦造出来他肯定会投。但这或许是几十年后的事情,太遥远。   目前,杨宁倾尽全力正在投资的,是智能机器人领域。用他的话说,他已经是这个行业里最大的鼓吹手。   杨宁对未来科技趋势的沙盘推演是:5-10年内,人类就将进入智能一切的时代,机器人将像水、食物、互联网一样,成为人类每天生活中的标配,难以脱离。   这一结论仅仅是开启对话的一个引子,在接受投资中国网专访的1个多小时里,杨宁对未来科技的展望,大胆、奔放、跳跃,屡有惊世骇俗之语,甚至让人觉得难以置信。   比如他说:手机将在5年后消失、Iphone8s将成为苹果手机的绝唱、未来将出现拥有自我意识的终极机器人、科学已经处在宗教的边缘、上帝也许是存在的……   不管观点争议与否,对于乐搏资本的投资方向,杨宁早已有了很清晰的判断:智能革命的新风口已经产生,一个崭新的大时代就在眼前,一大批创世英雄马上就要出现,现在就是投资布局的天赐良机,再晚一点,估值就会高到你难以承受。   关于这一点,并不是空穴来风。就在今年年初,杨宁刚投了一家智能机器人公司,是以2500万人民币估值进入的,而最近该家公司又刚刚融了A轮,估值已经达到了9000万美金,半年多时间,估值暴涨了20倍。多么的不可思议!    ……     以下为杨宁接受ChinaVenture采访的长篇口述,因其观点太过发散和跳跃,ChinaVenture根据其逻辑整合归类出了9大论点,以飨读者。 即将消失的手机:Iphone 8S或将成最后一代Iphone   十多年的创业投资经历告诉我,当一个大潮来临时,人们往往会低估科技进化背后的革命性和颠覆力。 1999年我刚回国做ChinaRen,当时去北大、清华等高校做演讲,我问台下有多少人用过互联网,几乎没几个人举手,我当时就说,5年-10年,互联网就将彻底攻陷你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你们的衣食住行玩,你们的方方面面都无法脱离互联网,当时很多人都表示怀疑,认为这是天方夜谭。但十几年过去,如今再看,很多人可以忍受1天没有食物吃、1天没有水喝,但却不能忍受没有互联网的日子。   这就是科技带来的颠覆性,而且这种颠覆性是不断纵深推进的:当初是PC互联网时代颠覆了传统线下,如今则是移动互联网时代颠覆PC互联网时代,未来,移动互联网时代也将被颠覆,而且颠覆其实已经开始。   雷军此前有个观点认为,手机是未来连接一切的中心。我很尊敬雷老大,但并不认同他这个说法。   我认为,手机这个设备在5年内就将消失。你看苹果刚刚发布了Iphone 6,我可以做个更大胆的预测:Iphone 8s将是最后一代Iphone,到那时候,苹果手机业务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苹果不会再造手机了。   为什么?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智能一切”的时代。   在智能一切的时代里,你的手表、你的项链、你的戒指、你的眼镜、你的汽车、你的桌子、你的房子……你的所有终端设备都是智能化的。当通讯、收发信息、各类应用和功能成为所有智能装备的标配,请问,你为什么还需要一个装在裤兜里的手机? 智能一切的新时代   当智能一切时代来临,我们将被各种智能设备和智能机器人所包围。   未来没有智能机器人的日子,你将难以适应,就像现在如果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你将无法生活一样。   从你睡醒睁开眼的那一刻,你已经生活在一个智能机器人充斥的环境中:你的家本身就是一个智能机器人,智能卫浴会为你自动调整洗浴水温,智能厨房会为你自动烹饪早餐;等你出门上班时,交通工具会是一个无人驾驶的机器人汽车;当你走进办公室,你的智能桌子会立刻感应到,为你打开邮箱和一天的工作日程表……   作为开启一切智能的端口,你将根本不再需要一个笨重的手机,只需要一枚带感应和身份认证功能的戒指:如果你想打电话,只需走到桌子旁边,用戒指tap下桌子,桌子自动调取你的个人通讯录,你想call谁,桌子就可以直接打电话;你走到冰箱前tap下冰箱,冰箱会自动告诉你哪些水果没有了,你可以在冰箱上直接下单购买;你走到衣橱前tap下衣橱,衣橱会自动告诉你哪几款适合搭配,你甚至可以通过衣橱直接进入淘宝页面选购新款衬衣……就像一枚魔戒一样,戒指成了开启一切的根本。   这种智能场景是否太遥远?我可以告诉你,一点都不远,就在5-10年内。 移动互联网的风口已开始衰竭   颠覆的速度从来都是让人侧目的。诺基亚、摩托罗拉被颠覆用了多少年,IBM被颠覆用了多少年,你再看看微软,曾经PC时代创世纪的领军者,现在张亚勤都离开了,这种颠覆的速度多可怕啊,这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过去。 3年前,我们还在说移动互联网是下一个风口,可现在风口已经完全变了,移动互联网如果还有风的话,也只剩下点儿残风了。到了巅峰期,就开始盛极而衰,走下坡路。 5-10年内,手机就将消失,基于手机之上的整个移动互联网产业链,都将被彻底颠覆掉。曾经的移动互联网巨头很多也可能会消失。就像曾经的诺基亚、IBM一样。   未来新的大风口一定是智能。说句不客气的话,未来智能一切的新时代,如今的BAT三巨头,能留下一家就不错了,华为、联想未来都可能消失掉,甚至连苹果、谷歌都可能危险。   所以,你看这次苹果新品发布会,推出iPhone6的同时,也推出了iWatch,包括以后的iHome,包括谷歌眼镜,事实上,他们已经感受到未来智能一切的新风口了,已经开始行动了。   巨头们反应很迅速,但有用吗,没有用。因为任何实质性的颠覆力量都不会出现在旧有体制的内部。当初第一个平板电脑是谁发明的,我告诉你,是微软,但微软转型成功了吗?未来的全智能时代是一样的,颠覆者一定来自外部。 要投就投“朱元璋”,别投“宋江”   最近苹果、谷歌、Facebook开始疯狂收购智能机器人类型的创业公司,谷歌收购了一堆机器人公司、Facebook收购Oculus、苹果收购Beats……巨头们想通过收购,占据位置。但这些被投企业,都是不成器的,未来都可能会作死。   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如果你是“宋江”,你选择被收购,但下场并不一定好;如果你是“朱元璋”,你愿意被收购吗?朱元璋和宋江到底哪个更牛逼,明摆着的。   未来的全智能时代,一批新的牛逼的人、牛逼的公司会崛起,这是一群可以改变世界的英雄。英雄有英雄的气质,“我花开时百花杀”,绝不会寄人篱下。如今的三巨头BAT,有哪个当初是被收购的,阿里当初如果被雅虎收购,还是现在的阿里吗?   现在智能机器人产业才只是刚开始,大批“朱元璋”都还只是萌芽期,这绝对是天大的福音,是大量投资布局的绝佳时机,现在赶快进吧,等5-10年后,上千亿的巨头产生,那时候就没你什么事了。 我要做智能机器人时代的IDG   现在很多VC/PE眼里都还盯着移动互联网,手游、O2O、P2P,事实上这些已经过时了,没什么机会了,不过这也是必然的。你想想,十几年前互联网大潮刚萌芽时,VC/PE都什么表现,很多都说是泡沫,有多少家是真正坚定看好互联网的。   马云刚刚还在路演上说,当初去美国找了30家VC都没融到一分钱。说的太正确了,我太有感触啦,我当湖做Chinaren、空中网,见了多少家VC,融不到钱,太难了。 IDG是怎么崛起的,就是当初1999年那波疯投互联网,最后你发现,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百度,第一波巨头,一个都不少,IDG都投了。最近我跟IDG合伙人过以宏开玩笑,我就是要做未来智能机器人领域里的IDG,什么都投,一个也不能少。现在正是时候,很多智能项目估值都很便宜,等再过段时间,估值都暴涨了,想投都没法投了。   智能机器人项目的估值你知道涨的有多快吗?我今年年初才投的一家公司,我是天使轮投的,以2500万人民币的估值进的,最近这家公司刚融了A轮,估值已经9000万美金了,半年涨了20倍,什么概念?!A轮投资方都是大机构,抢疯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认为,这是下一个腾讯和百度的机会。   这两天创始人马上飞去美国见彼得·泰尔,当初彼得·泰尔跟他说的是,“你谁的钱都不要拿”,可他还是拿了这边的钱,毕竟是在中国,你可以想想,连彼得泰尔都这么看好这个领域。   我之所以能2500万人民币这么低的估值进入,是因为创始人对我超级认可。我现在到哪都在鼓吹智能机器人时代,可以说是这个领域最大的拥护者和鼓吹手,带来的好处就是,好多智能项目都主动来找我。 智能创业的商业模式源于“合并同类项” IDG当初为什么投出了那么多互联网巨头,因为早起互联网创业门槛高啊,你得先买服务器、做IDC、建CDN……门槛超高无比,所以创业成功率很高,先创业的那一批最后基本都成了巨头。   智能创业也一样,现在是门槛最高的时候,你得会做控制器、会建模、会做电路板、会做人工智能……门槛太高了,也正因为门槛高,收益也是最大的时候,因为巨头最容易在第一批里诞生。   未来智能机器人领域的创业门槛一定大降,创业成本会很低。就像现在的互联网创业,你已经不再需要想当初那样买服务器、做IDC、建CDN,这些事已经有专业的公司帮你做了。这就叫做合并同类项,商业模式的产生,其实就是一个合并同类项的过程。   未来的智能机器人产业链,不回事所有环节包打天下,有做机器人应用的、有做传感器的、有做芯片的、有做3D打印建模的、有做云计算的、有做系统的….你左右一个开发者,只需要把各个环节外包给专业的公司,类似于苹果的全球组装链,最终你只需要做出一个成品,贴个商标,网上众筹一下,就开始卖了。 […]


(转载)1946年 中苏血战 外蒙古史料

历史总在朦胧中被各种不同的目的进行这传播,考古学,科学研究的方法是完全可以用来完善考历史学的。 ****************************************************************************************************** 在人类的文明长河中,有太多的历史事件、有太多的英雄人物,由于种种原因,遗落在了史书和后人的记忆之外。我们所看到的,永远是不完整的历史。 提到祖国的统一大业,相信大多数人都会立即说出一个词:国军。 但仅仅是国军么? 有多少人能够想起库页岛?有多少人能够想起外兴安岭?有多少人能够想起藏南?有多少人能够想起南海诸岛?有多少人能够想起,在我国的北方,有一片诞生了成吉思汗,诞生了元世祖忽必烈的领土? 又有多少人知道,抗战胜利并不是中国人民抗击外侮的结束,而是反抗另一个国家的前奏? 又有多少人知道,1946年初,国民革命军在外蒙古,同苏联侵略者那一场震惊世界的战争…… 考据这段历史,写作这篇文章,并不是为了表明某种立场,只是为了揭开尘封的真相。 毕竟,我们已经遗忘太多。 毕竟,我们不能遗忘更多。 虽然苏联政府未派代表参加1943年初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但是斯大林对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始终保持关注,克里姆林宫与美英政府的私下交易从未中断。在开罗会议几个月之前,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同美国国务卿詹姆斯•弗朗西斯•伯恩斯签署了一份秘密协定,协定要求苏联军队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进攻日本关东军,明确战后苏联在外蒙古、东西伯利亚、库页岛等地拥有领土主权,在伪满洲国、伪蒙古国、朝鲜半岛等地与原**享有同等权利,即双方共管;相对地,美苏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则以德国边境(不包括东普鲁士)、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和匈牙利边境划分;苏联亦承认英国在香港、西藏、印度和东南亚等地的一切权利主张。 由于此协定太过露骨,因而美苏双方均未告知中国**,打算于战后造成既定事实。然而,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在重庆结交的好友、罗斯福总统的特使温德尔•威尔基无意中得到了这份协定的副本。作为国民政府的同情者,威尔基无法接受**高层对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藐视,因此毅然将副本交给了正在访问美国的宋美龄。 国民政府在紧急商讨后认为,这个秘密协定无视中国人民在抗战中做出的牺牲与贡献,因而立刻发表公开声明,谴责和反对美苏间秘密分配利益、践踏同盟国主权的行为,强调“类似行为不啻于对友邦的背叛”;同时,为了尽早结束战争、显示中国对抗法西斯国家的决心与对盟友的忠诚,国民政府决定派出军队,协助苏联对德战争。 1943年8月15日,国民革命军第206师完成了改编工作,作为首支赴苏部队开赴苏德战场前线。改编后的206师装备T-26坦克、“地狱猫”式坦克歼击车和88mm高射炮,是中国第一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装甲师。此时,蒋介石次子、巴顿将军的好友蒋纬国已由美国陆军实习归来,受命担任该师下属第2装甲团团长。9月,206师抵达乌克兰,兵力在哈尔科夫一线展开,参加注定会在世界战争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库尔斯克会战。 国民革命军206师战斗序列(至1944年1月) 师长马乾祖少将 副师长张承业少将(1943年9月18日阵亡) 文德嗣上校 参谋长赵曼雄上校 第2装甲团蒋纬国上校 第1坦克营 第2坦克营 第9摩托化步兵团(2营制)季退思上校(1943年12月25日负伤归国) 赵引弓上校 第10摩托化步兵团(2营制)解君洲上校 (每营建制为三个摩托化连,一个机枪连,一个后勤连) 第12侦搜营沈河中校 第12防炮团吴南海上校(1943年10月11日阵亡) 何麻中校 第12反坦克营胡毅成少校 第5机踏车步兵营鲁隐农少校 第36通信营苻天俊少校 第12工兵营杨波中校 第12保修营肖博朗中校 在库尔斯克会战中,206师配属于草原方面军,扮演了苏军胜利的关键角色。师长马乾祖、副师长张承业等人均出身于曾经的王牌军队第五军,对机械化战争颇有心得;蒋纬国曾在德国留学,对德军的战略战术知根知底;206师不论在武器装备还是人员上都是中国军队精锐中的精锐。在方面军司令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指挥下,草原方面军于11月17日包围并击溃了德军第12集团军,集团军司令沃尔特•温克在战斗中被击毙,德军迅猛突击、苏军被动防守的局面被一举逆转——摧毁温克的指挥部、并击毙其本人的,不是哪支苏联部队,而是作为苏军突击力量的206师的中国军人!206师在随后的反攻中掩护了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员伊凡•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元帅)和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员尼古拉•费多罗维奇•瓦图京大将)的侧翼,扼杀了德军迂回攻击苏军的企图;蒋纬国指挥第2装甲团击毁德军中型坦克21辆,坦克歼击车13辆,俘虏300余人和1个高射炮连,他本人的座车击毁德军“豹”式坦克1辆、“象”式坦克歼击车1辆。战后,科涅夫和瓦图京在回忆这场战役时,都对来自中国的206师评价很高。战役胜利结束后,206师所属营以上干部均被苏联政府授予红星勋章,蒋纬国由于战绩彪炳而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截至1944年1月止,已有11个师又3个旅、总计接近15万人的中国军队奋战在欧洲战场的前线,中国对苏联战胜德国法西斯的贡献之大可见一斑,国民政府也因此能够同苏联堂堂正正地就边境问题进行谈判。 然而,友谊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野心。无论是战场新星蒋纬国,还是一代伟人蒋介石,抑或是沉浸在中苏友好气氛中的每一个中国人,都不曾想到,这竟是中苏在二战后第一次军事冲突的开端。 背叛与忠诚:血洒尤松布拉克 1944年6月9日,国民政府与苏联正式中苏边界及苏联在华租界问题展开谈判,中方代表为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等,苏联方面则派出了“中国通”默林•斯罗诺维奇•别尔科夫以及拥有外交生涯的名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将军。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双方就大连、海参崴、库页岛等地的主权问题唇枪舌战。由于中方代表的据理力争,双方最终签订《中苏同盟条约》:苏联同意中国收回大连、旅顺和远东地区;外蒙古在主权属于中国的前提下自治;因参加对德战争而进入苏联境内的国民革命军于1945年元旦前撤出苏联。 1945年1月,前往苏联作战的国民革命军全部撤回国内。206师作为最后一批归国部队之一,途径外蒙古首府库伦,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欢呼声中,人们纷纷把鲜花撒在车辆和国军将士身上。当地**还为全体官兵准备了酒肉和其他辎重,但马师长考虑到部队纪律,谢绝了馈赠的美酒。那是206师官兵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据蒋纬国回忆,部队在外蒙古行军期间受到当地群众照应,不论职阶,每人一天的伙食有米三斤、蔬菜一斤、肉一斤、油二两,这是古往今来任何军队都无法做到的。 然而,206师的官兵们并不知道,他们再也没有了踏上这片土地的机会……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就在中国人民庆祝抗战胜利之时,言而无信的苏联政府却悍然撕毁了《中苏同盟条约》。此时,国民政府正在举行重庆谈判,筹备和平建国事宜,无暇北顾;苏联政府趁机指示乔巴山等亲苏派人士在外蒙古组织了脱离中国的公投。由于苏联和叛徒的操纵,公投结果自然在意料之中:参与投票的外蒙古人百分之百同意外蒙古脱离中华民国独立。 1946年10月,在乔巴山等人正式宣布独立前不久,为了在事实上将外蒙古纳入势力范围,苏联开始筹备军事入侵。从欧洲调遣的精锐部队组建了新西伯利亚方面军,原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伊万•丹尼洛维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大将调任该方面军司令;在歼灭关东军作战中损失轻微的外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2方面军也结束了休整,开赴中苏边界;上述3个方面军由远东苏军总指挥部协调行动,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继续担任远东苏军总司令,全权负责入侵外蒙古的“海王星”计划(二战期间,苏联实施的重大军事行动均以行星名作为代号)。1946年11月3日凌晨3时整,在猛烈的炮火急袭后,新西伯利亚方面军所辖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外贝加尔方面军所辖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和远东第2方面军所辖第16集团军作为入侵先头部队,同时向外蒙古城市乌列盖、苏赫巴托尔和扎尔格朗图发起进攻。华西列夫斯基的计划非常简单:以占据极端优势的兵力对在中国军队发起三个方向上的向心突击,使国军首尾难顾,最终彻底崩溃,从而达到消灭中国军队、军事占领外蒙古的目的。 此时,中国正处于战后重建的紧要关头,军队一部分重编或解散,一部分参与到工业建设中,在外蒙古驻防的部队下辖于北平行辕,且兵力仅有7个军。由于国军在外蒙古东北部修建有一批筑垒地域,7个军中的5个部署在此地,重点防备苏军近距离突击外蒙古首府库伦;余下2个军中,第8军驻扎在库伦(军长李弥将军);而在外蒙古西部仅有唐生智将军的第88军,又分散驻防主要城市,力量薄弱。因此华西列夫斯基命令外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2方面军在东面和北面作牵制性进攻,得到空军与重炮加强的新西伯利亚方面军则从西面长驱直入,占领库伦。 远东苏军战斗序列(至1946年1月) 总司令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元帅 军事委员约瑟夫•瓦西里耶维奇•希金上将 参谋长谢苗•巴甫洛维奇•伊万诺夫上将 新西伯利亚方面军伊万•丹尼洛维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大将 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瓦西里•季莫费耶维奇•沃利斯基坦克兵上将 红旗第1集团军阿法纳西•帕夫兰季耶维奇•别洛鲍罗多夫上将 近卫第7集团军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舒米洛夫上将 近卫第8集团军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上将 第5集团军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上将 […]


(转载)鹰的重生

只有改变才能重生 鹰的重生….. 孤鹰不褪羽,哪能得高飞,蛟龙不脱皮,何以上青天。 老鹰是世界上 寿命最长的鸟类 它的年龄可达七十岁 要活哪么长的寿命, 它在四十岁的时候必须做出艰难而重要的决定 当老鹰活到四十岁的时候, 它的爪子开始老化,无法有效的抓住猎物 它的喙变得又长又弯, 几乎碰到胸脯。 它的翅膀变得十分沉重, 因为此时它的羽毛长的又浓又厚, 使飞翔变得非常吃力。 它此时只有二种选择:等死 或经过一个万分痛苦的更新过程 150天漫长的蜕变… 首先它必须尽全力飞到山顶 在悬崖筑巢, 停留在那里,不能飞翔。 老鹰首先用它的喙击打岩石, 直到完全脱落, 然后静静的等候新的喙长出来。 它会用新长出来的喙 把指甲一个一个的拔掉。 当新的指甲长出来后, 它会再把羽毛一根一根的拔掉。 经历漫长的五个月以后, 新的羽毛长出来了….. 老鹰又开始飞翔了….. 重新获得了再活30年的生命。 在我们的生命中, 有时候我们必须做出困难决定, 开始一个自我更新的历程。 我们必须把旧的思想, 旧的习惯抛弃, 才能使我们获得重生再次起飞。 只要我们愿意改变旧的思维和习惯, 学习新的技能, 就能发挥我们的潜能, 创造崭新的未来。 我们需要的是: 自我改变的勇气和再生的决心…… 改变是痛苦的,但改变是必须。 当我们通过改变而获得重生后, 我们就能去领略生命新的长度和高度。 是老鹰就应该翱翔在蓝天上………


(转载)原籍中国,在美创业, 在哪里设立公司?

创业的人越来越多,其实更重要的是做什么,在哪里设立公司是怎么做,那已经是个幸福的问题了。 ******************************************************************************************************* 進軍中國市場打不過中國人﹐開拓美國市場卻打不過美國人——眾多在美第一代華人創業者陷入到了無所適從的尷尬境地。硅谷不僅是谷歌﹑蘋果等科技巨頭調兵遣將的主陣地﹐更是眾多創業公司(start-up)成長的搖籃。在這裡﹐一個初創公司不僅可以招聘到最頂尖的工程師﹐更可以利用硅谷從社區到孵化器﹐到培訓再到投融資基金﹐等一系列的創業配套設施與完整的生態體系。而在硅谷眾多的start-up創業者中﹐一直不乏華人的身影﹐這些華人創業者大多是70-80後﹐從學歷到資歷都相當優秀﹐他們奮斗至中年或主動或被動地走上了創業的道路。這看起來是那麼渾然天成的優勢﹐而這些在美的華人創業者在異國他鄉創業境遇如何﹖他們遭遇了怎樣的問題又該如何面對與解決﹖為此﹐鈦媒體特邀硅谷F50創投以及硅谷企業家社區創始人David Cao﹐來聊一聊硅谷投資人眼中的華人創業者﹕“近些年﹐我越來越觀察到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有關第一代華人移民在美國的創業﹐我將他們稱之為‘夾縫中的創業者’﹐即這些初創公司往往在中國市場打不過中國人﹐而在美國市場打不過美國人。”David Cao第一次跟我說這話的時候﹐我還是頗有些吃驚的﹐不由得多問了下去。首先有必要定義一下“在美華人創業者”這一典型群體。這裡特指70-80後為主體的第一代華人移民創業者﹐這些人往往以理工科專業為主﹐本科畢業後才來到美國﹐獲得碩士或者博士學位後進入硅谷著名IT公司就職﹐在解決了綠卡問題以及積累了足夠的專業技術知識之後卻遭遇了職場天花板﹐這時候﹐年近中年的他們有一部分人會選擇接受現狀﹑享受生活﹐而另一部分人則不甘平庸﹐于是紛紛辭職創業。既然創業就牽涉到地點選擇問題。事實上﹐從2008年至今﹐在美華人在創業地點選擇上經歷了從“回國潮”到“返流美國”的一系列變化。“2008年到2012年﹐當時提到創業﹐幾乎所有的在美華人創業者都會不假思索地選擇回國創業﹐形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有很多﹐當時很多中國二線城市都來到美國進行招商﹐比如蘇州在硅谷舉辦了創業大賽﹐給予獲獎項目50-200萬元人民幣的創業經費支持和配套扶持政策﹔還有國內很多大公司也不遺余力地來美招聘人才﹔另外國內資本方面也紛紛伸出橄欖枝﹐這一系列的原因都導致當時的創業者以回國創業為主﹐”David Cao表示﹐“但結果表示﹐雖然每一個園區都有幾個代表性企業﹐但整體看來成功率還是較低的。”而從2013年至今﹐在美華人創業者開始逐步“返流美國”。“四方面的原因造成了這一結果﹐首先﹐國內日益嚴重的霧霾等生活環境的惡化讓想回國的在美華人望而卻步﹔其次﹐2013年開始﹐中國資本的海外輸出不斷加速﹐IDG﹑紅杉等眾多中國本土的資本機構紛紛直接來到美國進行布局﹔再次﹐國內創業者市場競爭日益激化﹔第四﹐近年來硅谷市場環境比較好﹐上市收購等神話不斷上演﹐這眾多的原因造成目前有創業想法的華人選擇就地在美國進行創業。”David Cao表示。可以看到﹐第一代華人在美國進行創業時﹐創業條件其實是相當好的。首先﹐創業者自身條件較好﹐如上所述﹐他們畢業于名校﹐在業界已經有了一定的技術以及人脈積累﹐並且沒有了綠卡和經濟的後顧之懮﹐可以安心創業。“在眾多的外國裔創業者中﹐可以說華人的創業環境是相對較好的﹐依據官方和非官方最新資料﹐華人在美國的人口比例大約佔2.2%﹐而另據估算﹐在高科技產業中﹐華人人口比例達10%﹐尤其在硅谷﹐華人的身影可謂隨處可見。這10%的比例造就了一個華人創業者可以在硅谷很容易地找到各種華人資源﹐從華人合作伙伴﹐到華人社區﹐到華人孵化器﹐到華人培訓機構﹐到華人投融資機構﹐在創業初期﹐迅速地得到交流最為順暢的華人團體的支持當然是一件好事情。事實上﹐只需稍微對比一下﹐即可發現問題所在。比如﹐在硅谷﹐一個歐洲裔或者日本﹑韓國裔碼農如果想創業﹐由于周圍同一國籍的人實在太少﹐不足以形成一個小的生態圈﹐于是他們只能被迫融入美國人的社交圈﹐同一情況的還有臺灣人﹐在硅谷﹐臺灣人也相對不成規模﹐“融入美國主流社交圈對于做美國市場的創業者而言是至關重要的﹐說華人創業者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就是因為10%的人口體量足以形成華人創業生態圈﹐但卻不足以強大到影響美國主流消費價值觀﹐那麼在美創業的華人如果不能走出社交的舒適圈﹐融入美國基因﹐其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美國消費者的需求﹐那麼其提供的產品與服務就不可能在美國市場成功。”他表示﹐從公司面對的市場來劃分﹐在美華人創業公司主要有三個方向﹕– 首先是做美國市場生意的。如前所說﹐這些人往往還是中國人思維主導﹐在美國打不過美國創業者﹔– 其次是做中國市場生意的。由于主要創業團隊在美國﹐天高皇帝遠﹐這種企業除非在技術上絕對領先﹐否則一旦牽涉到要在中國組建銷售以及BD團隊﹐由于核心管理團隊遠離中國﹐也很難在中國成功落地﹐我就知道有一家創始人是斯坦福畢業的創業企業是做環境監測的﹐雖然其技術非常領先﹐但也是最後將公司搬到了中國才最終成功打開市場的﹔– 第三是做中美之間生意的﹐這種商業模式乍一聽上去很新穎﹐但是由于目前沒有既有的數據證明可以被做大﹐資本機構也不會投資﹐事實上﹐多年的行業經驗表明﹐這種中美之間的橋接生意﹐只適合于大公司作為拓展性的業務﹐而不適合于創業公司﹐因為僅依靠投資人的投融資很難將體量做大。”對于上述在美華人創業者所遇到的問題﹐David Cao表示﹐根本解決之道是走出舒適區﹐堅持本地化。“對于做中國市場生意的創業公司﹐我的建議是部分甚至全部的核心管理團隊成員都要回到中國去﹐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接中國的地氣﹔而對于做美國市場生意的創業團隊﹐我建議創始人將團隊融入美國基因﹐選擇一個美國人作為合伙人﹐並且在有條件的情況下﹐投資人以及合作伙伴也要選擇美國人。”David Cao進一步解釋表示﹐選擇美國人作為合伙人和作為員工有著天壤之別﹐“當然﹐我知道說服一個美國人加入中國公司並不容易﹐但這就像‘找對象’一樣﹐很難但是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


(转载)真实周恩来到底是怎样的人:与毛泽东的一世争斗

历史人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直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后人对前人的评价,推测,演绎,都是根据资料,而资料的真实性及对资料的解读都是值得商榷的。来看看下面的解读,也许是真的。 ******************************************************************************************************* 周恩来是中共开国元勋之一,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人务实,才能卓越。主流政治、媒体及民众对其赞赏为多。也有些人对其持不同见解,称其只是墙头草,附炎趋势之人。尤其周在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因此如何评价周恩来成为一道难题。作家吴洪森撰文《揭开周恩来之谜》,依据所掌握的材料,试图对周恩来的矛盾现象作出综合的解释。1971年五一之夜,毛泽东、林彪已势不两立。图为周恩来侧目观察毛、林。事后摄影记者被周大骂一顿对周恩来的评价,大体有三种。一种是以中共为代表的“光辉论”;其次是民间流传的周恩来富有人情味的各种故事;三是骂周恩来是个,在毛泽东面前摇尾乞怜,低头哈腰。这三种评价都可以用到周恩来头上,各自都可以找到一些事例来印证。但在互相矛盾的证据面前都无法自圆其说。试问持“光辉论”者,略微查查周的历史,建国之前,中共的错误路线,除了第一次陈独秀错误路线,他没来得及犯之外,尔后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错误路线,周恩来不但次次有份,而且是主要执行者和领导人;再说建国之后,反右斗争、人民公社、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哪一样历史罪恶没周恩来的份?他的光辉到底在哪儿?至于“人情味”,更不值一驳。不错,周在生前死后,很成功地留下了富有人情味的道德形象,诸如在文革中保护了一些演员,和服务员讲话没有架子之类,这类故事大陆出版了厚厚几十本。我并不否认周有人情味的一面,可是同一个周恩来,在关键场合却不见他有过丝毫“人情味”,比如他曾亲自批示,以通敌叛国罪名,逮捕他的干女儿孙维世。绝世美人孙维世在牢中饱受折磨,被活活打死,死后身上什么都没穿,只有一付手铐依旧锁着双手!周恩来这时的人情味到哪里去了?类似事例和周富有人情的表现几乎一样多,又该如何解释?仅仅把周恩来看成一味向毛摇尾乞怜的卑鄙懦弱小人,也同样与事实相抵触。周是一个毛在被百姓当作神崇拜时都扳他不倒的人,这股力量岂是靠拍马就能形成的?周恩来确实是个大谜团。毛活着时无人敢怀疑他,死后不久,那神灵般的光环即消退,连普通百姓也认清了他的真面目;而周在世时,民众自以为了解他,可是随着他离世的年份愈长,引人怀疑之处就愈多。有人认为,只有等周的档案开放之后,才能真正揭开周恩来之谜。我看未必,即使档案现在就开放,也还有个如何解释这些材料的见仁见智问题。再说,思想界不能因为材料不足,就放弃对历史人物评价的责任,尤其这一人物,对当代社会依然有着巨大影响。故此,本文依据所掌握的材料,试图对周恩来的矛盾现象作出综合的解释。为行文方便,笔者将基本上依照历史本身的行程。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谜一九二四年周恩来从法国途经莫斯科返回,立即便被任命为刚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转正)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衔是中将。时年二十六岁。周恩来到底何德何能,出国所谓留学数年,归来便获如此重任?似乎从未见人对此提出疑问,因我们已习惯了他是一个伟大人物,将此视为理所当然。可是翻查一下历史纪录,就不免令人疑云顿生:国民党方面,他毫无功绩,共产党方面虽然有些功绩,但也少得可怜。且看周恩来那段时期的历史:五四运动前夕,他在南开中学建立了一个十来人的学生组织“觉悟社”,办过一份叫《向导》的杂志,发表过一二篇思想简单幼稚的文章和几首貌似诗的诗,参加过南开学生话剧团(当时称文明戏),在其中扮演女性角色。五四运动中,组织过南开学生上街被捕,关押半年后释放去法国勤工俭学。在法期间任少年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书记,二一年中共成立后转为中共旅欧支部书记,仅此而已。竟得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官职,地位仅次于蒋介石!有人将周飞速擢升解释为邓颖超的功劳,说邓颖超在周回国之前在中共党内地位比周恩来高,是她借助自己地位,为尚未回国的男友周旋安排。可是查查邓颖超的记录,她的功绩连周恩来都不如,邓颖超本人也是坐火箭高升的人。她既不漂亮又无家庭背景,不但自己爬得飞快,还捎带男友比她爬得更快,简直天方夜谭似的,她哪来这么大的能耐?关健在周恩来归国途中,怀里揣着一封推荐信。写信人是第三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诺夫。收信人是当时苏联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鲍罗廷一见此信,二话不说,便任命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并授中将军衔给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青年人。由此可见周恩来和季米特诺夫的关系。他在法国虽然有留学之名无留学之实,可是却获得政治晋升的最佳捷径。季米特诺夫当时还是世界共产党情报局主席,周恩来恰恰是中共特务组织创办人,他在法国及德国留的什么学,受的什么训,不就昭然若揭了吗?他在黄埔军校成立前夕回国,绝非偶然。事实上,鲍罗廷早就知道第三国际要派一批受过训的中国同志回来,周带的推荐信,只是让他验明正身。明白了这层关系,也就明白了邓颖超飞速擢升的原因。周恩来旅欧期间,若与国内新成立的共产党毫无联系,对他今后的发展及在党内的地位显然不利,邓颖超就担任起这一联络人角色,周则通过共产国际关系使邓颖超飞快上升,上升后的邓颖超又能给周进行更有效的活动。对第三国际来说,周恩来是操纵中共的工具,而对中共来说,周是第三国际代表的代表。中共当时完全受莫斯科和第三国际控制,他们赏识谁,谁就能在中共占据要津,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就连中共党史也无法遮掩这一事实。莫斯科和第三国际都负有培训各国共党干部的任务,这两家其实是一家,第三国际是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经费也由苏联提供。既是一家为何分作两处呢?这是斯大林基于外交上的考虑,如在本国境内训练外国人如何武装反叛他们的政府,会招惹外交麻烦。因此就把军事及特务培训,由第三国际在苏联境外实行,莫斯科则负责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培训。如此,中共早期高级干部,基本上由三类成员组成:一类来自莫斯科读书班,如瞿秋白、王明等;另一类代表第三国际势力,也就是以周恩来为首的留欧生;第三类是毛泽东式的土生土长派。第一类人政治声望最高,以钦差大臣身份,带着尚方宝剑回国,具有绝对权威。但这类人致命弱点是光杆司令,在党内没有从上到下的组织系统,党内出现分歧和残暴斗争时,这类人总是逃脱不了被牺牲的命运。后两类人虽然在声望上不如莫斯科派,但他们有自己的组织系统,是真正的实力派。从人际关系上来看,周恩来表面上与莫斯科关系较疏远,他仅曾“路过”苏联,但实际上,他比直接来自莫斯科的中共干部,更接近苏共最高领导层,他是当时党内真正的“通天”人物。苏共让他少染些莫斯科色彩,只是为了减少外界注意,从而更方便地使用这把“工具”。试想一下,若鲍罗廷直接把来自莫斯科的中共干部安插在黄埔军校,就免不了留下明目张胆操控孙中山国民政府军队的印象,起用周恩来多少可起到一些掩人耳目、堵人口舌的作用。如此,周恩来虽无莫斯科钦差之名,却尽得钦差之利。现在我们可以归纳总结一下周恩来旅欧期间的成就:他除了成为季米特诺夫亲信之外,还利用旅欧支部,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帮派体系,这一帮派体系对他一生的重要性,我们只须看看名单就知道: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聂荣臻、蔡和森(归国后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一度任中央书记)、郓代英(归国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之子、广州区委书记)、向警予(蔡和森之妻,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蔡畅(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员)(上述名单凭记忆所及,难免有疏漏之处)。第三、当时旅欧中国青年因政治见解不同,常为中国前途问题争执不休,甚至挥拳动手打起来,周恩来常扮演一个调停者、和事佬的角色,这就大大锻炼了他周旋于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外交才能。不倒翁之谜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在上海对中共大开杀戒,中共开始公开筹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周恩来的背景和作用在中共党内就变得异常重要起来。他遵照第三国际的指示,和朱德、贺龙、叶剑英等策动了南昌起义。不久,毛泽东也发动了秋收起义。毛泽东的草根性和自发性使他选择了到偏避山区占山为王;周恩来遵循第三国际指令去攻打广州,仅至半途,人马已损七八成,余部只好由朱德率领去井冈山借毛泽东地盘躲避。周恩来仍去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策划城市暴动搞暗杀等。按苏联的见解,社会主义革命要取得成功,只有发动城市起义。周恩来虽然屡战屡败,手下人马十损其九,却始终坚定不移地执行第三国际的指示,斯大林对毛泽东盘据山区的做法非常不满,指责其是“富农路线”,周恩来奉命从上海赶去江西瑞金,亲自坐镇指挥,派陈毅去夺了毛泽东兵权,撤消其职务并逐出政治局。盲从斯大林的结果,连江西根据地也瓦解了,不得不撤退转移,进行长征。由于连打败仗,士气低落,军心涣散,每天都有大量士兵开小差。十万人的队伍跑到遵义,只剩下二万人。这支队伍面临彻底瓦解。中共每次出现重大失误都有人被抛出当替罪羊。第一次是陈独秀,第二次是瞿秋白,第三次是李立三。二、三次左倾路线的具体执行者都是周恩来,但他在党内的地位丝毫未动摇。至于这第四次所谓王明、博古路线,周在军事上的责任更大。但奇怪的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发难时,矛头直指博古,未伤及周恩来半句。两天两夜会议争斗的结果,博古被迫交权。博古失败是因为周恩来转而支持毛泽东。博古彻底垮台了,连同他从莫斯科带回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是苏共操控中共,在人事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败得最惨的一次。此后,苏共在政治军事及组织人事上,都无法再完全操纵控制中共,军事上的连连失利搞垮了“老大哥”的威信。同样犯了严重错误的周恩来却垮不了。新成立的领导核心三人小组中,周恩来依然名列其中,排名顺序是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王稼祥也来自莫斯科读书班,手中无一兵一卒,这三人领导小组实际上是两人领导小组。周恩来这次垮不了的原因,倒不全靠莫斯科的背景,查看一下参加遵义会议成员的名单就知道,周恩来的势力几乎占了八九成。毛泽东如同时挑战周恩来肯定赢不了,说不定自身还要遭遇厄运。再说,即使他能赢,所赢的结果只能是这支溃不成军的部队一分为二,变成周恩来的军队与毛泽东的军队,那同样意味着大家一起被蒋介石消灭。其次,这支军队仍还需要苏联物资上的援助,要使这份外援不中断,领导层里必须要有莫斯科信得过的人。当时的士兵,对博古、周恩来之类老是领导他们打败仗的留洋派将领毫无信心,继续由他们做首领,士兵非逃光不可。队伍需要一个能鼓舞士气的首领。毛泽东曾在井冈山打过几次胜仗,这支队伍多数士兵又是在朱德、毛泽东任首领时招募来的,因此推举毛泽东任首领,可以重新凝聚这支败军。俗话说,一山难容两虎,可是当时的特定情势,却恰恰形成了一山必须容两虎的局面。毛泽东果然不负众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但胜利的奥秘并非像中共所宣扬吹嘘的那样完全是由于毛的英明指挥。毛泽东确实也打了一二次小胜仗,但最终能摆脱蒋介石的围追堵截,靠的是心狠手辣的大阴谋。长征起先的意图是兵分两路,突围到新疆或内蒙古中苏交界处,在那儿背靠苏联重建根据地。蒋介石当然不会让中共的图谋得逞。毛接手指挥权后,以党中央名义电令红四方面军,继续按原定计划北上,还装模作样约定了会合地点,让红四方面军的行踪完全暴露,吸引了蒋介石调军围追,他和周恩来却悄悄溜向陕北延安,说得好听一些是金蝉脱壳,问题在于这壳太大,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四军当时在人数上比毛周的红一军要多得多,充作诱饵的红四军几乎全军覆没,这应是“金蝉脱身”,只是毛周在斩断此“身”时,并不会疼痛。毛、周为了遮掩自己的卑劣用心,反过来倒打一耙,说张国焘擅自率军逃跑,另立中央,给张国焘安上个阴谋家的名号。张国焘一介教授,在心狠手辣、阴谋诡计方面哪搞得过这些市井无赖,最后一愤之下,投到蒋介石门下,在那里也没舒心日子过,一步错,步步错。毛泽东到延安脚跟甫稳,喘息方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王稼祥踢出局。毛不相信来自莫斯科的人,但对两虎共存的局面来说,又必须要有一个能起缓冲作用的中间人物,这个人物既不能与莫斯科关系太深(毛泽东不信任),又不能有自己的势力和组织系统(周恩来不放心),但党内却要有相当资历。毛泽东挑选了刘少奇。刘原先一直从事地下工作,但地下党组织已基本上被蒋介石捣毁,他与毛共过事,到过莫斯科开会,在党内无自己的势力,却有相当资历。这是一个可以充当中间人的角色。毛把刘少奇扶植上来之后,经过数年经营,曾打算清洗一批周恩来的势力,这就是所谓的延安整风运动。对于这场半个世纪前的整风运动,中共直到至今讳莫如深,有关档案拒不公开,至今只传闻周恩来在整风时作过检查,但看来他的实力并没有受到重创,因他的地位依然稳固如旧。但延安整风造成最大的恶果是毛泽东接过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口号,把马克思基于经济需求分析所得出的结论篡改为工农阶级的意识本身就最革命,从而要求知识分子向工农群众学习,这种篡改的实用目的就是为了从舆论上心理上打压党内周恩来的留洋派。在实力上不能打倒对方时,力求先在舆论上获胜,这是毛泽东的惯用伎俩。中共建国后,毛泽东为了巩固自身权位不断批判知识分子,给全民族带来空前的文化浩劫,最后引发文化大革命,正是这种权力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结果。刘少奇最恨谁?直到如今,海内外舆论仍把中国文化大革命看作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斗争,或者是毛泽东路线与刘少奇路线的斗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开始半年,刘少奇就被打倒了,毛已取得了权力斗争的胜利,为什么迟迟不结束文化大革命,一直持续到他去世,由别人来结束?如果持续的目的是为了清除刘少奇的残余势力,为什么被打倒的各级干部,在林彪垮台后绝大多数都获得“解放”重新被起用?把文化大革命作毛刘之间的斗争,显然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还有,头号走资派刘少奇被交给红卫兵狠斗乱打,最后惨死狱中;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却被保护起来,下放在江西农场养老;三号走资派陶铸下场和刘少奇一样;四号走资派谭震林大闹怀仁堂,当面拍桌骂江青,却安然无事。这些现象又该如何解释?根据前文所述,免受红卫兵疯狂冲击的都是周恩来的嫡系。俗话说,打狗看主人。毛泽东如对周的嫡系也同样毫不留情,那等于是在同周及其派系公开决战,但毛可把刘少奇轻易置于死地,却无把握能击垮周的势力,故不能不有所忌讳,只能借打刘余风,顺势扫一下周的阵营,不敢直接对阵开战。中共直至如今仍羞羞答答不愿公开承认毛周之间在文革中的争斗,甚至很荒谬地坚持说周是毛的亲密战友。他们如此宣扬时,显然忘了这是有损于周的“光辉形象”的。毛发动罪恶的文化大革命,周始终是他的亲密战友,岂不同样罪责难逃!可是他们也无法为了周的“光辉形象”去宣扬他和毛之间的冲突,因为在文革中,周恩来确实做了许多支持维护毛泽东的事,这就是中共的尴尬:既不能过多否定毛,过多否定毛泽东,周恩来就有连带责任问题;也无法过多肯定毛,过多肯定毛,邓小平的统治就有了问题。一些维护周的人士,试图把周与毛的冲突,看成是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抵制,可又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周曾为了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同毛作过真正的对抗和斗争。他只在一个地方竭力抵抗毛:即全力维护他那帮派体系的地位和权势,这是他至高无上的原则,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迎合毛泽东,也可以抵抗毛泽东,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牺牲任何社会正义与理想,至于这帮派体系之外的人,因他这一原则遭受牺牲更是不在话下。在刘少奇问题上,最清楚不过地暴露了他这个有着“光辉形象”的“伟人”,实际上是权欲私心极重、保护自身第一、而又性格懦弱的人。如前所述,刘少奇在中共党内并无自己的帮派势力,他是靠毛提拔又大肆吹捧毛起家的,文革中打倒他及其叛徒集团也仅仅六十一人,其中地位最高的只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长彭真和原任公安部长文革前调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其余大多属文教宣传系统,刘少奇凭这几个毫无实力的人马就反毛泽东,莫非利令智昏?或者他反毛只是毛的猜疑从而蒙受沉冤?刘少奇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地反毛,但是架空毛的举动确实已有数年,毛在文革前,想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发表,都被置之不理,表明刘、彭已不把毛放在眼里。大跃进失败之后,毛被迫在党内七千人大会上作检讨,刘少奇虽然未点名,却极为直截了当地在大会上说领袖不是神,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盲目跟随,喊万岁是封建主义等等。毛被迫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问题。与光杆司令相差无几的刘少奇哪来的这份力量,竟能迫使毛泽东收敛气势,处于半退隐状态?结论很简单,刘脱离了毛的阵营,和周恩来结成了联盟(六零年后,邓小平把中央书记处工作全部交给副手彭真处理,自己一心玩桥牌,出席政治局会议时一言不发,坐得离毛远远的,这表明周派早就预谋让刘派充当与毛直接冲突的马前卒)。他们俩结成联盟,中央高层权力就基本上被控制住,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毛就只剩下唯一的死党林彪了,而林彪自建国以后,几乎从不过问政治,政治局会议极少参加。一个原因是他脊髓神经受过枪伤,身体十分虚弱,怕风怕光怕冷怕热,另一方面他深知伴君如伴虎,自己又有功高震主之嫌,不如退避三舍。如此,在政治局常委之中,毛成了孤家寡人。至于军队中的势力,刘少奇虽没有半点,但周恩来却至少和毛泽东旗鼓相当,而在八大元帅之中,周恩来的势力远大于毛泽东。(毛在庐山会议为显示自己头上不可动土,砍去了他的忠臣彭德怀,罗荣恒在文革前病逝,因此十大元帅只剩八人),按照周、刘盘算,他们采取逐步架空毛的战术定可稳操胜券,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毛的威信大挫之后,刘少奇的威信逐年上升,至文革前已达到和毛并驾齐驱地步。可惜他们设计的棋步中,走了一步最大的错着:他们为了麻痹毛,为了遮盖自己的用心,在架空毛的同时,却在舆论方面开始大捧特捧、大吹特吹毛泽东。一九六五年,毛为了方便自己部署反击,以提拔罗瑞卿去当总参谋长的方式,赶走了老跟在自己身边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以为毛可被甜言蜜语蒙住,还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一文,他们以为毛逐步被架空,而自己又被塑造成毛思想的最佳继承者,如此毛将无反击之力了。他们低估了毛泽东。毛泽东精心部署的反击方式是他们完全没有料想到的。毛利用对手为了麻痹自己和民众所搞的个人崇拜,借力打力,干脆走出北京,躲在上海和杭州,直接通过广播电台发动文化大革命(命令中央电台广播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煽动千百万无知的民众和狂热的青年造反,让全国迅速处于瘫痪状态。毛此时在民间已如同神,民众只要知道有谁竟敢不敬、亵渎这位神,非蜂拥而上,咬死他撕烂他不可。为了以防万一,毛在号召全国造反的前夕,密令林彪把三十八军调入北京。对于林彪来说,不参与这场权力斗争,不调军救驾,刘周得势照样会清除他。因此林彪从六三年起也参加了神化毛的大合唱,不能让接班人的形象专利只属刘周一派。毛调兵入京与其说真的决心同周恩来作军事决战,还不如说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势。毛深谙周恩来的性格。果然,周恩来在出乎意料的反击和对手打算蛮干的架势面前,惊慌失措一阵之后,可耻地退缩了,他选择了抛弃刘少奇,以求自保,使毛乱中求胜的险棋得逞。中共为周辩护的观点称,周当时这么做是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忍辱负重,如果他不顾全大局,全国将更乱得不可收拾。中国那时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到处枪炮轰呜打内战,死了不知多少人,哪还有什么大局可顾?民间尚有不少平头百姓,为了扞卫刘少奇不惜浴血奋战,相比身居要津、手握大权的周恩来,何者更有社会正义、更关心民族的命运?周恩来背叛了刘少奇,也背叛了众多敢于以生命作抗争的民众。所谓的顾全大局,戳穿了只是为了保全他那官僚小集团利益。周恩来的懦弱,毫无政治理想,在危急关头首先明哲保身的性格,使毛泽东轻易获得了搞垮刘少奇的胜利,但他并不善罢干休,毛认为只有搞垮周恩来,绝对权威的地位才能真正巩固。就在刘少奇迅速垮台的同时,毛部署了对周的攻击,第一次是利用红卫兵联动组织,在北京街头贴大字报,抛出周恩来二七年“四?一二”期间被捕,随后在报上刊登《伍豪(周当时代号)脱党启事》得以获释的材料,依共党纪律,凡被捕后发表脱党声明求得获释,便是叛徒。对这一经历,周恩来自己是这样解释的,他被捕时,国民党士兵并没有认出他,以为他是一般党员,他的黄埔学生、白崇禧的弟弟白洋闻讯到中狱中释放了他。至于脱党启事,他根本不知道,是他出狱后,白洋为了对上有所交待以他名义登的。这一有鼻有眼的叛徒材料,换作他人早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了,但结果却是“联动”成员,被按上反革命罪名全数逮捕。第二次是通过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结果遭到周恩来的军中势力激烈抵抗,大有决战之势(即著名的武汉兵变和大闹怀仁堂事件),毛泽东见势不妙,抛出王、关、戚作牺牲品,由于军中分裂的迹象日趋严重,毛最后只好拿林彪作替罪羊,以换取冲突平息。第三次是批孔批《水浒》同样是以毛的退让失败而告终。周是如何粉碎毛的进攻的,这方面材料中共丝毫未透露。因而海外舆论就把毛的被迫退让看作是江青瞒着毛在搞周恩来,把罪名全泻到江青头上,其实江在受审时己一语道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第三次反周,毛已动用江青亲自出马,毛此时手中的大牌也已出尽了,而周恩来只是炮制了《红都女皇》事件作为反击,江青落得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机密的罪行,立刻威信扫地、气焰难再。毛的取胜仅仅靠天相助,比周多活了八个月,但他仍无力也无足够的时间全扫周的势力,只是打倒了邓小平,而这场胜利又是那么短暂,周的势力没垮,最终取胜的仍是他。然而,周恩来无论作为做人还是作为政治家来说,他真的胜利了吗?不少人为周辩解道,当时周若同毛公开对抗,不但保不了别人,连他自己也要垮台。可是至少从目前公开的事实来看,根本不应得出如此结论,暂且试举二例:一是六六年冬,毛躲在杭州遥控,江青在京,背地里唆使红卫兵冲进中南海,包围国务院,将周恩来围困二十四小时之久。周劝说红卫兵撤退无效,军方大怒,某军头调军入京,向包围国务院的红卫兵开枪扫射,用周的原话来说“死了很多人”(此一事件是周本人亲口向来访的斯诺透露的)。毛闻讯后,不敢有所动作,反称红卫兵受反革命挑动,把围周事件的头头全部逮捕入狱。其二即武汉兵变,更是著名,毛要军队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汉军区偏偏支右。毛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王力到武汉发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干脆把王力抓起来。他们听说毛本人也到了武汉督阵,就发动几十万市民包围武汉机场,要把毛拦截下来,毛见势不妙,赶紧脱身。要周出面去平息事态。周把陈带到北京,当时虽解除了职务,可却是文革中最早平反解放的一人。由此可见,连陈再道这样一个军区司令公然对抗,毛都奈何他不得,遑论周恩来!从毛在文革中数次扳不动他,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若多分勇气,多为全民族利益着想一下,而不是为虎作伥,中国百姓何至于遭受十年之久的文革苦难!假如周同刘少奇一样也迅速垮台,文革也可早早结束,可偏偏这个怯懦的人又拥有那么大的权势,两军相持不下,民众陪绑陪斩十年。周恩来一生如有后悔,定会后悔抛弃刘少奇,作可耻退让吧!刘少奇惨死狱中之际,口里叫骂、心中最恨的恐怕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吧!周恩来的“演技”一九七零年夏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借故批判陈伯达,并株连林彪,向与会者传递了毛对林彪不满的信息。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并没有马上返京处理事务,而是留了九十九名党政军高级干部下来,名曰周恩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报告。会上周不谈当前形势,却回顾历史,披露了当年派陈毅去夺取毛泽东军权的事实。这段历史与会者毫无所知,他们一直以为周是毛的亲密战友,现在听到周抖出这段往事来,极为震惊。当然周在抖出之前有段引子,说毛泽东思想用词虽然通俗易懂,但学一遍二遍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然后就“交待”了以往自己曾犯过的严重错误,最后总结自己犯错误的根源,是由于年纪轻轻就当了大官,官瘾重,怕违背莫斯科指示丢官,就盲目执行,周恩来称这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教训。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条信息:他在党内地位曾高于毛泽东;他和毛泽东之间有过严重过节。当时更令听众吃惊的是,周使用了“做官”“官瘾”之类的词,此类词在中共建国后通常只被使用在旧社会的官僚头上,也就是只被使用在敌人头上,共产党称自己的官为干部。这种禁忌直到七九年底才打破,那时《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不可按长官意志支配经济》,引起举国轰动,轰动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标题中的“官”字,百姓说这下不得了,共产党干部也被称为官了。因此此篇谈尊重济规律的文章,居然在全国起到了精神解放的作用。此后,老百姓用官来形容共产党,表达心中不满,已成流行词汇。如今大陆人使用“官”这一词时已不觉有什么特别了。可以想见,周恩来七零年在讲用会上使用这一词作自我批判,听众会吃惊到何等程度。表面上看来是周恩来严于自责,但在座的听者都是中央委员,都是官场上混出来的,头脑岂有如此简单?且周恩来挑选留下的听众都是实权人物,充充门面的工农兵委员,他是不会邀请的。好几年之后,一位在场的听众、某军区头头回忆此事时说,“我当时非常震惊。一是第一次知道这段历史的震惊,二是感到有点不对劲,好象毛主席和周恩来也不那么友好。但当时不敢多想,这种事想多了,万一不慎说出囗来,会给自己惹大麻烦。后来到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明显想把火引到周总理身上去,我对庐山会上的报告就恍然大悟,看来周是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这才是周恩来所谓严厉自我批判的真正用意。他在会上再三反复强调毛的话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实际上是暗示听众对这次庐山会议要往深处多想想。周明白毛为了巩固江青和张春桥的地位以及平息在军中不满,不得不牺牲林彪,这样他和毛之间就没有缓冲地带,接下来就将是他和毛之间的直接斗争了。周恩来作完报告之后,送了一份抄件交庐山档案馆保存,并且只是作为一般保密文件保存,也就是允许这份报告流传。类似的高姿态,表现在周恩来身上已有好多次,在遵义会议上他同样也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当博古、苏联顾问李德和毛泽东、彭德怀一直争执不休,博古坚决不肯认错让步时,周恩来站起来发言了,说“军事失利,作为军事部长的我,得负主要责任,我请求党中央解除我军事部长的职务”。周恩来这一高姿态表演,既使博古失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赞扬,博古被迫让步交权,博古交权就完蛋,周恩来依然稳坐中央核心。(另一种说法是林彪派兵包围遵义会议,说不开出个结果,不许散会。所谓开出个结果就是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周恩来见势不妙,才转舵)。以谦谦君子形象遮盖自己真正目的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可是我们也不能说周毫无道德,当不会损害他的根本利益时,他能表现出真诚的道德,可是一但利益攸关时,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是如此娴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着时,几乎无人能辨别出来。周恩来“人情味”表现同样如此。试举一例,西安事变中,周表达了中共的几点主张,周讲完之后并非如同外界所想象,拿出协议书伙同张学良威逼蒋介石签字,而是话锋一转,聊起了家常,话题自然转到孩子身上,蒋介石说已和经国断了音讯很久,很想他,周恩来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这件事我们可以通过苏联关系,一定替蒋校长找到并送回令公子。谈判关键时刻聊起了家常,无意中谈到了孩子,难道是偶然的巧合?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谋划的结果,即使蒋介石也未必能当下识破他的用心,否则就不会接他的话题了。协议就是在这种表面上充满人情味,实际上暗含威胁的气氛下签定的。这就是周恩来!他即使处在优势地位,给你下药时也一定裹着糖。周恩来还有一个形象是铁面无私。中共最爱宣传周恩来清正廉洁,从不徇私情,与以权谋财、贪污腐败的官僚比,周恩来确实是廉洁的,我们不会否认这一点,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现在钱财和帮助亲友上,不等于他就没私心。他的私心表现在权欲上,表现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亵渎了总理的职责,祸害甚至比贪官污吏更大,如果不贪财就是好官就值宣扬,那么“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其清正廉洁程度丝毫不亚于周恩来,中共为何把他投入狱中?显然中共在这方面是双重标准,首先取决于你是谁的人,其次才是品质问题。周恩来有时还以铁面无私来掩盖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孙维世一案,周恩来的理由肯定是:“既然党组织掌握了材料,认为她和苏联勾结,我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不能因为她是我的继女就袒护她。”实际上呢,他心里很清楚,毛泽东、江青想通过孙维世打开缺囗,搞到他与苏联仍有勾结的材料。周为了显示自己心中无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孙维世。同类的表演,周做过无数次。长征刚开始时,红军把印刷机都拆下来带走,可是偏偏要抛下早已无权无势、又重病缠身的瞿秋白,分明要置他于死地。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来。他是以党中央决定的名义通知他的。牺牲瞿秋白,对周恩来而言,就是少了一个能证明他领导革命多次失误的重要证人(瞿秋白在国民党牢狱中写的《多余的话》,未伤及周恩来和任何共产党人半句,这才是真正的厚道呢)。被抛下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陈毅得罪了秦邦宪和苏联顾问,周恩来同样没替老友说一句话。还有,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出发前,他们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是当时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利害攸关时刻,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周的一贯表现。正因他骨子里是个极自私而又懦弱贪权的人,才导致文革中抛弃刘少奇、贺龙等行为。当然,他也有过许许多多所谓“顶着压力,保护受害者”的故事,但其中没有一个会因此动摇他的权位,反而使他更得人心,在与毛的较量中,又多了一个筹码。


(Shared) We’re Heading into a Jobless Future, No Matter What the Government Does 1

Government is doing what can be done, however effort might be wasted or inappropreiate due to too many uncertainties. (This article was originally posted at https://www.linkedin.com/today/post/article/20140731045824-8451-we-re-heading-into-a-jobless-future-no-matter-what-the-government-does) ******************************************************************************************************** In an op-ed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ormer Treasury Secretary Lawrence Summers revived a debate I’d had with futurist Ray Kurzweil in 2012 about the jobless future. He echoed th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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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by step for start PostgreSql server without insta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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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秦城监狱前处长揭秘:谁是最难管的人物?

这个国家的特权还是很多滴,哪里都有。 ———————————————————————————————————————————————————————– 秦城监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著名的监狱,现为唯一一座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监狱和看守所,由公安部监所管理局管理。在这里关押的大都是高层干部或是地方大员。原秦城监狱监管处处长何殿奎曾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道出有关秦城监狱外界难以知晓的细节。 秦城监狱 “中国第一监狱”秦城监狱,是1950年代苏联援助新中国157项经济与国防建设的工程之一。高级别、高规格、高待遇,使得秦城监狱成为特殊监管的别名。而一部顺序记录下来的、发生在秦城监狱的故事,则成为历史的特殊佐证。 78岁的何殿奎住在北京市金融街旁一个老旧而安静的小区里。这里跟金融街近在咫尺,却完全是两个世界。 何殿奎离休前是秦城监狱监管处的处长,在秦城监狱及其前身功德林监狱担任监管员近40年。几乎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一样,阅尽了中国政坛高层人物的起伏面孔。 “我有这么个思想。这些老干部怎么能犯了罪呢?这我有怀疑。为什么产生怀疑呢?好多案子引起我的怀疑。‘青岛案’那么多干部被抓,都错了;‘广东案’更大,一二百人,都错了;五几年,内部肃反,弄来弄去又错了一批。对这些老干部,必须要保护好,服务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行了。”何殿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编者注:“青岛案”即1955年青岛市委书记王少庸等人的“反革命内奸嫌疑”案;“广东案”即1951年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泊等人的“特务”案,皆系重大冤假错案,已平反) 近来,他跟公安部的另一位离休干部汪春耀开始合写一些回忆文章。汪以前常到秦城监狱提审犯人,跟他相识。用汪春耀的话说:他们这些小人物,脑子里装了太多大人物的故事。 何殿奎的记忆力只能用“惊人”二字来形容。一串串的人名、数字,从他嘴里出来,不用思考,不用回忆。 独立卫生间、地毯和鱼翅 何殿奎永远记得这个日子:1960年3月15日,秦城监狱落成的第一天。从那天起,他就在那里工作,直到1992年离休才离开。 苏联援建的秦城监狱,由4栋3层青砖小楼组成,编号分别为201、202、203、204。后来参与审判“四人帮”的法官王文正在《以共和国名义判决》中写道,其设施和条件,“远远超过当时中国普通人家的居室”。那是1980年,作为预审员的他就住在秦城监狱的监房里办公。每间监房都有独立卫生间,带脚踏式冲水的抽水马桶。 王文正可能不知道,他住的仅仅是条件最一般的201监区。秦城的四座小楼,内部结构都不一样。204监区,待遇更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204的监房约20多平方米,铺着地毯,床是沙发床。伙食标准是按部长级待遇,到东华门“高干供应点”采购。早餐有牛奶,午晚餐是两菜一汤,饭后有一个苹果。苹果是刚从冷库里拉来的,放在稻糠里保鲜,拉来时那苹果都冒着气儿。还给他们发固体饮料,一盒12块,一块能沏一杯柠檬茶。方糖分白色和咖啡色的两种。每天如此,即便在困难时期都一样。 给他们做饭的则是专门从北京饭店调来的乙级厨师刘家雄。就是在那里,何殿奎第一次见识了鱼翅。他以为那是粉丝,刘家雄告诉他,是鱼翅,就是鲨鱼的鳍。只有刘家雄一个人会发海参、鱼翅这些东西。 每天,都由何殿奎给他们送饭。每人一个四层的饭盒,分别装米饭、两个菜和一个汤。冬天用棉罩保温。每个饭盒的颜色都不同,以示区分。一共15份。 这些重量级犯人是从功德林监狱的“特监”迁来的。1956年7月,功德林设立了一个专管高级干部的“特监”区,把这些人从不同监区集中起来管理,何殿奎是监管员。“特监”一共8个人:原来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从事特情工作的袁殊、外贸部副部长徐雪寒、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泊、《人民文学》编委胡风和一位公安部的局级干部。 秦城监狱建好后,这些人全部迁入204监区,青岛市委书记王少庸等几位“青岛案”主犯也从别处迁来,一共15位。 但他们并不知道彼此。放风是严格隔开的,绝对避免见面。哨兵也只知道其编号。 唯一知道他们身份的,除了领导,只有204监区的管理员何殿奎一个人。 贴身监护潘汉年 何殿奎跟这份专门看管大人物的特殊工作结下不解之缘,是因为潘汉年。 1955年4月3日,他被从功德林的丁字号监区紧急抽调去监管潘汉年。领导看中了他的政治可靠和年轻肯干:他才23岁,但十来岁到延安,20岁入党,已经是个年轻的“老革命”了。 那一天,何殿奎记得太清楚了,因为潘汉年太特殊了。潘是被秘密逮捕的,看守他的部队都不是那里的,是专门从北京市摩托连调来的一个排。整个监区,只关他一个人。岗是双岗,监房门口一道,监区门口一道,除了何殿奎谁都不能进去。 潘汉年刚来的那十几天,何殿奎就住在他房间里,24小时贴身监护。 那些天,潘汉年几乎每天被带去“谈话”。他出入都要戒严,如临大敌。 谈话的地方不是普通的审讯室,而是会议室,坐在沙发上谈。主持谈话的先是公安部的一个局长。何殿奎在旁边端茶倒水。 秦城的办案人员和监管人员有严格区分。前者即预审员,只处理案情;后者则负责犯人的吃、住、健康。没有特殊情况,前者不允许进入牢房,后者不可以知道案情。潘汉年的案子是唯一一次,何殿奎目击了审讯开始头几天的过程。 谈话很“平稳”,但并不顺利。潘汉年就是不开口。僵持了几天后,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亲自来谈,说“保证你死不了,不信可以给你写个条子”,他才开始谈。 潘汉年被捕时是来北京参加全国党代表会议的,这次会议是要解决被称为建国后第一次党内斗争的“高饶事件”。作为饶漱石的下属,潘汉年自知难逃干系,主动写了交代材料,包括自己曾被挟持去见汪精卫的那件事,结果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成立提供了“铁证”。 不久,“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其他主犯相继入狱。 何殿奎记得,潘汉年的编号是64,袁殊65,扬帆66,饶漱石最特殊,0105,全监狱独一无二。他至今不解其奥妙。 谈起对潘汉年这位情报界传奇人物的印象,何殿奎说他个子不高,胖胖的,不爱说话,“很稳重的一个人”,从来看不出他情绪上的变化。他生活很有规律,晚饭后会在床上闭目打坐一个小时。刚看到这奇景,哨兵以为他死掉了,还曾跑去报告何殿奎。潘汉年在狱中写过一篇小说,写一个拉洋车的人,可惜后来找不到了。 1963到1964年,204监区的犯人陆续释放。潘汉年就安置在秦城监狱的家属区,生活仍然由何殿奎照顾。那段时间,他生活比较愉快,常去南边的水库钓鱼,去附近的小汤山镇散步,和何殿奎也有说有笑。但这样的日子随着文革的到来彻底结束了。 “我早就知道秦城有个何殿奎” 文革开始后不久,扬帆、饶漱石、潘汉年等再次入狱。 潘汉年等回到的秦城,已经不是文革前的那个秦城。“旧公检法”的那套管理制度,被造反派称为“修正主义”“和犯人同流合污”,全部取消。1967年11月,秦城被军管。原来的监管干部全部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 何殿奎就此离开了秦城,一别5年。直到1972年11月,才被调回来。他是第一批回来的两个人之一。 城已经面目迥异了。因为“走资派”太多住不下,秦城又加盖了两栋4层红砖小楼,编号为205和206。监狱的名称也换成了“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七大队”。 何殿奎告诉记者,“秦城监狱”文革前并不叫这个名字,叫公安部预审局,对外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看守所。文革军管时写报告,落款是“七大队”,总理看了说:“什么七大队,不是秦城监狱吗?”从此秦城监狱才叫开了。但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见于正式文件,也没有挂牌,正式名称仍然叫公安部预审局(现在叫监狱管理局)。 何殿奎从“五七干校”回来后被分配到201监区。当时201关押了89名部局级干部。他是“负责人”之一,但是负不了责,上面有3个军管干部,他只能列席会议。 不久,秦城监狱出了一件大事。铁道部原副部长刘建章的夫人刘淑清上书毛泽东,揭露秦城监狱里生活待遇低劣的问题。1972年12月,毛泽东在信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工作组进驻,整顿秦城监狱,并逐个找在押人员谈话,问题逐渐得到解决。 何殿奎回来一看,老熟人不少。公安部8位部长,5个关在201。放风时看见他们,只能点点头。 潘汉年等也关在201。潘汉年苍老了许多,头发几乎掉光了。那几年,吃的是窝头白菜,见不到肉。 当时秦城监狱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位倒台的文革新贵,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6821,戚本禹;6822,王力;6823,关锋。即,1968年进来的第21、22、23号。这种编号法从文革开始,一直延续至今。 何殿奎说这三个人,王力很老练,一般比较讲道理;关锋精神失常了,经常骂街;戚本禹不大讲理,“造反起家的嘛”。戚本禹是个“闹监”的,经常在晚上大嚷大叫,吵得四邻不宁,还用手纸堵门上的玻璃观察孔,跟哨兵斗智。他还放言:“我戚本禹早就知道秦城有个何殿奎,看你对我采取什么措施。” 这时是7月份。何殿奎把戚本禹迁到没人住的三楼,随他吵闹,随后打开外面的木门,只关里面的铁栅门,让他喂蚊子。戚本禹喊报告要找何殿奎,何让哨兵说“出差了”。三四天后再去,吃够了苦头的戚本禹终于愿意“谈谈”,从此基本上服管了。 秦城监狱最难管的人物 但戚本禹还不是最难管的。1975年4月26日,何殿奎被调到204监区,升任科长,专门负责管理“心眼太鬼”的头号难缠人物,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 陈伯达在整个秦城监狱都要算特殊人物。他曾是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首,加上年龄又大,上面强调要绝对保证其安全,在生活上可满足其需求,以利于保存“活证据”。他被安排一个人住在204监区的二楼,两个哨兵日夜看着他。他动不动就在监房里表演撞墙,搞得监狱上下越来越紧张。 何殿奎就是专门被调来啃这块硬骨头的。他首先搬到陈伯达旁边的监房中,近距离观察了一周,认定他的寻死只是作势而已。一天,陈伯达又要撞墙,被哨兵抱住。何殿奎赶到后,叫哨兵放开他:“我今天倒要看看你陈伯达撞个头破血流!”陈伯达不吭声了。 1976年,陈伯达又开始折腾起来。他称自己腿不能走了,天天爬着上厕所。何殿奎估计他是装的,就让王医生去跟他说,要再不起来锻炼,他的腿就永远站不起来了。陈伯达害怕了,问能不能拄个拐棍。何殿奎说可以。“不用请示,当场我就答应他了。” 何殿奎知道,陈伯达无非是想让上面注意他这个被遗忘的角落。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的消息见报后,他重燃希望,说:“毛主席的后事办理完毕,江青同志会派人来和我谈话的,我的问题寄托在她身上。” […]